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的土地革命，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底主要内容。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，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。不但如此，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，暂时胜利了。他们的力量，暂时团结而农民，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地压迫农民。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，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着。

　　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，可以看见：中国农民的斗争，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，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；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，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，力争乡村社会制度底完全民主化；这种斗争，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，因为土地对于农民，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。

　　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，极大部分（至少在半数以上），尤其是肥沃的田，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。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。农民之中，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，分为几个集团（富农、中农、小农以及最小农）。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，而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。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，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，由成千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来耕种。

　　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，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，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，可以分为：（一）绝对无地的农民（佃农）；（二）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，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（半佃农）；（三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，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，以补耕田的不足的（自耕农）。

　　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，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。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。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，同时还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（“金钱资本家”）手里去的过程。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地减少。因此，农业生产者（亲自耕种的人），极广大的农民群众，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。

　　在如此情形之下，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，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。同时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。

　　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，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，再则，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，因此，最近几百年来，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，其中最要紧的是：

　　（三）在地主阶级里，小地主比较大地主占重要的地位（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，然而土地集中于整个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急剧）。

　　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；但是，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，都是肥沃的居多，地段也比较好，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“强度的”（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），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底田亩分割得极小，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，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，便非常厉害。而且地主越小，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，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。

　　最可注意的是：中国之进步的（资产阶级式的）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，互相勾结着。一方面，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，别方面，农民（佃农）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，还是存在；再则农民受地主底束缚，甚至丧失身体自由，要卖男鬻女；至于地主方面，用“非经济的”方法，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，那就更有许多方式，实行得非常广泛。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，都互相勾结着，互相混合着。

　　农民破产贫穷化，土地的缺乏，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，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，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（生产资料），－－就是不能实行“重复生产”，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。因此，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，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，要活活地饿死。

　　租田制度之剥削农民，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之出租，而且还有所谓公地之出租，如族田祠田，以及寺院庙宇、官地等等。地主田地上的地租，是地主的收入；所谓公地的地租，表面是公共机关底收入，其实都是豪绅底收入。豪绅把持着公地，向佃农收租，在经济上就是地主。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（贵族）底名称；现在，凡是官吏、军官甚至富商，都称为“绅商”。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；现在，凡是出租田地的人，以及富豪，在乡村之中都为绅士，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。旧时破落户的绅士，自己虽然没有田地，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，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，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。豪绅地主阶级，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，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。再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地主为要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，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，转变而为军阀，更厉害地剥削农民，掠夺农民底土地，变成更大的地主，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。

　　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，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剥削。军阀的课税制度（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税）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。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，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。而且军阀强迫的拉夫，抽丁当兵，征发牲畜粮食等等，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“军事的徭役”－－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。

　　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，几千万农家经济破坏而穷困，使农民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，简直要成千成万地饿死。再则，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，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，而不是“自做自吃自做自用”的经济（自然经济－－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），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，已经笼罩一切，农民底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，得了钱以后，才能买其他消费品（洋油、火柴、布匹、盐等等），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。因此种种，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。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，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，利钱越抬越高。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。中国商人豪绅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，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，他们也是放账，加上极重的利息；再则，商人买办收买原料（丝茧、茶、米、棉麦、豆、烟草等），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，先付价钱，扣算利息，并且预先抑低原料底价格。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压迫农民和在土地使用关系上之剥削农民（出租田地），互相联络着、勾结着。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底特点，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，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：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。一个地主，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，别方面便是债主，拚命地用高利贷盘剥农民。结果，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，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“卖男鬻女还不清债”的债户。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底土地－－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，结果变成佃农。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，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，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地。收租的办法，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。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，亦往往要出卖田地，而随后替债主（高利贷者、商人、官吏）耕种自己原有的田地。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，继续剥削农民。总之，有钱的（高利贷者）AG九游会·(中国)官方网站，有地的（地主），有货的（商人），都同是那一批人，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地剥削农民，有钱的变成有地的，有地的变成有货的（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），甚至于变成“占有农民的”（暗中的奴隶制度AG九游会·(中国)官方网站，例如卖男鬻女，出卖妻子，替地主做苦工来还债）。

　　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，仿佛石磨上的两块磨片，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。商业高利贷资本，既然加紧地“没收”农民土地，加紧地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，－－同时，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，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底束缚而丧失其自由，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，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。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，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。同时，没收农民土地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公开地掠夺土地。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，富商、高利贷者、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，军阀官僚，现在尤其是军官，他们往往公开“强占民地”，“强买土地”，“吞没田产”，“勾结讼棍，”等等。

　　成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，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，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，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、商人、高利贷者及其代表－－官僚与军阀。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，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，勉强可以维持生活，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。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，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。

　　中国土地关系，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，很明显地表现出来：现代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，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。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，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：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（所谓国有土地）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，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。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，这个根本事实，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，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－－现时这种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。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的特点，土地关系的特点，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。

　　如果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，以及农村经济，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，那是错误的。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：（一）没有土地私有制度。（二）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（尤其是水利河道），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（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）之物质的基础。（三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（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）。这些条件，尤其是第一个条件，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。

　　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，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。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。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，是土地制度之中，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（大中小地主）之间的矛盾。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，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（佃农），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（地少的自耕农），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，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，脱离封建式的束缚、剥削、强制和压迫。

　　农民的革命斗争，在某种程度之下，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，但是，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底资本主义发展，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。

　　同时，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混合而纠缠着，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，“兼差的”，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，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。

　　虽然如此，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底主要内容，在现时这一阶段，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－－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。

　　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，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，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－－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，有密切的关系，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，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。他们用收捐、收税、派谷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；例如北方有些省区，小自耕农居多数，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。他们可以按照己意抽捐，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。

　　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，照过去经验看来，不免要发展到反对“半地主”的斗争。中国富农有许多是“半地主”，因为他们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，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。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，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，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。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。

　　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，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。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，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，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“国货”，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（关税管理，银行垄断，一切重工业，大商号等）。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－－集中中国经济生活底管理权。

　　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时候，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，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底余孽，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，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。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－－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，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AG九游会·(中国)官方网站。

　　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，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，间接的收刮农民底膏血，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，以达到这个目的。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，所以农村里的价值（原料，利钱等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，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。

　　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（中国是它商品销售的市场，是它收买原料的地方），但是除此外，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（中国是它可以投资的市场）。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厂，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。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－－放出许多“外资”，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，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，攫取中国底收入底主要机关，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（关税盐税的管理），甚至公开地侵占掠夺，还要求军事赔款。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。

　　同时，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。这种情形，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地掠夺农民。此外，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券。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，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，金钱的作用一天天地大起来，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，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“工商业植物”的种植增多，发展了所谓“商业的农业”。于是得着两个结果：一，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，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，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；二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。帝国主义需要某种原料，它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，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。所以农村经济底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。中国日益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的趋势，是很明显的。

　　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，阻碍着资本主义底发展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底侵入却一天天地增高货币经济底作用，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，加强“商业的农业”，使农民无产阶级化，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（资本主义前期的）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，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。

　　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利，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底崩坏及一般家庭手工业底衰落，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，别方面，促进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之形成。同时，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，而城市大工业底发展慢得多，于是农村之中便发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。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地多，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地增加，工力的价值一天天地低落，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底来源。

　　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，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，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；同时，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，不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，不消灭农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－－地主豪绅阶级，也就绝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。

　　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，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，不用来提高农业底生产技术，不投到工业里面去，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，更加重地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。